美國專家費弗（左）和西姆斯談美中競爭勝負前景 中評圖
中評社華盛頓8月25日電（記者 余東暉）美中兩強當前在競爭中分別握有芯片與稀土的“殺手鐧”，雙方都在爭取突破各自的“瓶頸”。美國專家預期，以當前雙方調動資源，實現突破的能力來看，中方在這場競爭中勝出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智庫政策研究所“聚焦外交政策”項目主任費弗（John Feffer）和丹佛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主席西姆斯（Bill Sims）在分析當前中美競爭態勢時，不約而同地提到最近《紐約客》雜誌刊發的歐逸偉的文章——“中國製造的未來”，文中描繪的中國在高科技和產業方面的飛躍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費弗24日在《湯姆發文》發表·專文，以“石頭對芯片”來描述美中競爭的現況，雙方正是分別憑借著在尖端芯片與稀土礦產方面的主導地位，展開制約與反制的博弈。
在稀土等關鍵礦產方面，費弗指出，中國已經控制了超過60%的稀土開採和90%的稀土加工；中國申請的最新加工技術專利數量超過任何其他國家。中國控制著全世界95%的鎂產量、超過80%的鎢產量、超過70%的石墨和矽產量，以及四分之三的鈷產量。在加工環節，中國是20種最受青睞礦物中19種的主要精煉國，平均市場份額高達70%。中國還掌控著下游生產環節，例如中國生產了94%的強力磁體。
費弗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加大對美國稀土礦藏的開採力度，並與西方多個公司合作。這種密集的舉措或許能減輕對中國的依賴，但無法完全消除。新一輪對關鍵原材料的爭奪，加劇了美中兩國在礦產資源豐富的全球南方地區的競爭。全球南方國家普遍認為中國是資本和融資的積極提供者；而對於特朗普，他們則抱有相當大的懷疑。
費弗認為，即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到2028年，美國也只能滿足自身一半的稀土需求，而目前美國的強力磁體產量還不到全球的1%。在美國試圖通過諸如美國主導的“矽石和平計劃”（Pax Silica）等項目與其他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以滿足自身需求之前，中國切斷這些關鍵礦產供應的輕鬆程度，將遠超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在尖端芯片方面，費弗相信，美國對華芯片限制策略反而促使中國正投入巨資，舉國之力打造全球領先的芯片產業。這些巨額投資已在2025年1月催生了DeepSeek異軍突起的“衛星時刻”，真正的突破隱藏在幕後：中國能夠利用自主研發的芯片，以更低的成本實現媲美人工智能的效果。
費弗指出，美國私營部門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支出仍然遠超中國。但特朗普政府削減科研經費和限制工作簽證的政策，將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內阻礙美國的技術進步。與此同時，中國很可能在2030年——北京設定的縮小先進芯片差距的目標期限之前，就擁有能夠生產其人工智能模型所需芯片的機器。
費弗表示，中美兩國在稀土和芯片這兩大領域的交鋒或許表明雙方勢均力敵，十年前或許如此。然而，如今儘管美國擁有標誌性的地位和強大的實力，但這個“美國哥斯拉”看起來已搖搖欲墜。特朗普一心削減政府開支，卻未能為配備稱職的官員，導致阻止中國獲取最尖端芯片的努力受阻。即使沒有政府的無能，美國也很難維持其優勢。
費弗的結論是：中國製造芯片的速度將比美國獲取礦石的速度更快。中國真正的超級大國在於其政府調動資源，實現技術飛躍，並有效捍衛自身物質優勢的能力。
費弗指出，拜登政府試圖通過“芯片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的定向補貼來效仿中國。特朗普也試圖推行類似的產業政策，通過投資關鍵礦產資源以及關稅和出口管制來達到目的。但他同時也通過削減關鍵政府機構的經費和大規模裁員削弱了政府行動。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的許多攻勢實際上都收效甚微。
曾任丹佛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作家和歷史學者西姆斯24日在俄亥俄州的報紙The Times-Gazette撰文，談論美中競爭誰將獲勝。他說，鑒於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的軍事和經濟成就，一切皆有可能。
曾在學校裡教過多年中國歷史課程、並去過中國七次的西姆斯回憶：他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當時的感覺仿佛回到了清朝晚期的北京。驢拉著木車，男女都穿著統一的棉布衣服，電力照明有限，沒有私家車，自行車隨處可見。然而最近一次到訪上海，卻感覺置身於他所到過的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就像是人生中一次不可思議的逆轉，如今很容易覺得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顯得過時。如果把中國過去50年的經濟比作一輛車，他會想到以硝基燃料為動力的直線加速賽車。
西姆斯表示，中國當前和未來充滿希望且具有可擴展性，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定了積極的產業政策，採取強有力的政府措施來促進和扶持特定的經濟部門、技術和企業，而不是任由自由市場力量主導發展。這意味著速度，意味著能夠迅速啟動有前景的新興技術，也意味著能夠建立支撐這種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
預測美中競爭誰將獲勝？西姆斯說：“民主、自由市場、律師主導的資本主義能夠競爭嗎？答案並非在白宮建造掩體和直升機停機坪，也不是在伊朗過度揮霍國家安全資源。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我們能夠借鑒美國進步時代（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以及戰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領導力和遠見。不妨稱之為‘登月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