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快評/台灣當局以“防詐”為由封禁小紅書APP一年，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議論、質疑、批評與不滿。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也強烈質問：“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這一問，直指禁令背後諱莫如深的真實邏輯——所謂防詐不過是虛晃一槍，意識型態的幽靈與對年輕世代“失控”的恐懼，才是核心驅動。
當局聲稱小紅書涉1700餘件詐騙案，造成2億餘元損失。然而台官方數據顯示，僅Facebook平臺30天內詐騙案就逾5萬件，遠超小紅書全年涉案量。更諷刺的是，當局所列詐騙媒介平臺前八名中並無小紅書身影。若真為“打詐”，為何對真正重災區視而不見？當無數未在台設法人代表的社交平臺同樣詐騙猖獗卻安然無恙，所謂“無法追查”的託辭更顯雙標與蒼白。
民進黨當局真正恐懼的，是小紅書在台灣年輕世代中日益擴大的影響力。數據顯示，其用戶中18至24歲Z世代占比最高，18歲以下群體更是增長迅猛——這些“首投族”與未來選民，正通過小紅書接觸大陸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乃至價值觀念。當綠營長期依賴的“資訊繭房”被打破，當年輕世代在美妝、旅遊、學習等日常話題中與大陸網友“和樂融融”，民進黨對“認知防線”失守的焦慮便化為封禁的鍘刀。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算計，實則是政治恐懼壓倒青年權益的粗暴選擇。
從封殺中天新聞台到如今築起“網路長城”，民進黨以國安為名行言論管控之實已成路徑依賴。鄭麗文“數位戒嚴”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當民眾被迫研究“翻牆”之術，台灣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已在程序缺失、法理牽強的禁令中褪色。更反諷的是，昔日批判大陸網路管制者，如今正活成自己最厭惡的模樣。
小紅書禁令暴露的，是民進黨對台灣年輕世代判斷力的不信任，以及對兩岸民間交往最本能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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